向以书籍装帧驰名的四川中年画家戴卫，近年又因其人情、哲理双美的水墨人物画而倍受画坛注目。他自成名作《李逵探母》开始一发而不可收，稍后的《钟声》《重逢》《茶馆》等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切入中国画现代化的追索探求之中。

　　水墨人物画家的不易做，大约是不言而喻的了，因为它所受的限制要较山水、花鸟画为多。在西方现代艺术和日渐强劲的商品经济的撞击下，中国画的步伐亦纷沓不齐，人物画则首当其冲，哈姆雷特式的苦恼横陈足下。路，固然千条万条，大体不过两种—或以传统为本使之更新，或向西方谋取新途企求重建构架。戴卫所行似在前者，他认为传统是一枝接力棒，不仅意味着过去，也预示着未来。如是，他即潜定心志一头扎进「过去」，再以深厚的生活底子出之，赋以现代人的情味、意念，笔墨自然一变，三者的契合成为蕴含古今的新面，这样的艺术实践当远胜坐而论道的空言。

　　个人艺术风格的铸就固然需要新鲜的形式符号，但任何无感情的符号祗能是冰冷的死石，绝对激不起观者的热情和共鸣;感情来自生活，永远属于关注、拥抱时代的强者，而情之浓度与厚度又必以上升至理性的哲学、思想依靠底蕴方能达之久远，所以画家的识见才是杜绝虚华浮浅之作的根本。李可染先生所谓「所要者胆、可贵者魂」者，当近此意。

　　水墨人物画的创作，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咫尺小品，无论写今人还是写古人，都回避不了人情、哲理、笔墨的优化组合，有志于中国画现代化的人物画家无不在花大力实践。因此，戴卫的创作是不无启示的。

　　原文刊载《上海文汇报》一九九二年六月二五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