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卫，四川人，今年四十五岁，曾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就读，品学兼优。一九六四年，戴卫立志要做「农民画家」，竟自跑到大凉山彝区「插队落户」。风暴中，曾因为名家作插图而受株连。青年时代的乐观和种种辛酸，使他更加热爱生活。奋力于对艺术的苦苦追求。
　　说到戴卫的中国画写意人物画艺术，还要从他对插图艺术的论见说起。他的画得益于他丰厚的写生功底，也获益于他创作的数量惊人的插图上的艺术磨砺。他追求创作「超高层次」的插图作品，他认为，要「有较高的美学起点，它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中的某一情节或某一具体形象的刻画，它享有充分的自由，它更着眼于画家自身感情的流露，可以说它是画家由文学作品所引起的共鸣的宣泄和独白。因此，它也就更着力于意境的追寻，使人产生超时空的想象，扩大了插图本身的容积，从而诱发读者审美的再创造。」（《美术家通讯》一九八六年十月）也正是由于他具有个性的追求，使他的插图作品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。他的那些从古代文学作品诱发灵感而作的中国画，其实也就是游离于文学的「插图」。他在插图、中国画创作上有着他自己的美学观点。所以，尽管他游弋在两种创作之间，但却有着极为统一和谐的艺术精蕴。
　　戴卫的写意人物画从多年前纯写实的画风（如《李逵探母》），走向更加随心畅意，以纯静的专注的心态，自然流畅的笔墨，刻求洒脱的绘画变形，将客观事物在内心折射的意趣更有力地表达出来。因而他的近作求随意、忌雕琢。其实，严肃的画家作画时没有不「吃力」、不反复琢磨的，即使画面效果是横涂纵抹，笔墨淋漓，挥写自如，然而这终究是不露痕迹的功力所致，戴卫的画有一种「轻松感」，画李白、画庄子，并不是拼命去拉开他们之间的形象距离，而是「顺其自然」，没有那种人为的「豪迈感」、「伟岸感」，祗要画面人物内心世界是纯真的，形象自然会树立起来，这样创作过程即告完成。正因为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所以戴卫作品中的一些人物，如奔跑的夸父、重逢的亲人、制木器的老木苏（彝语，即老大爷）等形象的「传神写照」，具有内在的磨难、痛苦、坚韧、奋进、自信。
　　戴卫作画很重视形式感，或者说叫做充分发挥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的魅力。他用线简括，颇推崇「疏可跑马，密不透风」的「法则」。有人说他「惜墨如金」，其实不如说他「惜线如金」更恰当。往往寥寥数笔刻画出有形有神的人物。他的线是在苍劲、枯涩、峻厚、奇逸中求其雅、求其畅、求其韵、求其物象。
　　《钟声》是戴卫最近创作的一件幅面较大的中国画。画面是暗喻各方面精英人物的「集合」，透射着画家对先哲睿睿大智的仰慕、弘扬，还有那么一点诘疑。当然，美术作品所表达的东西应由读者自己去感受，这里不必论道。而我感到《钟声》体现的倒是这些年戴卫对中国画艺术各种追求的「集合」，并显露出一种升华现象。这些年，他创作了豪醉狂放的李白、忧患苦吟的杜甫、面壁九年的达摩，以及主张回归自然的庄子等古代巨擘的形象，明显地看到戴卫放弃了传统刻画肖像的手法，唯求抒其情、达其意。也显示了画家对老庄哲学的研究和某种理解，故而他的不少作品着意创造属于他的「灵境」，出现了一种超脱的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」的思辨气质和神秘色彩。
原文刊载《文艺报》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八日
杨悦浦
原《美术家通讯》主编
中国美协理事，画家